我要肾愈清攻治肾病医学报国的数十年心酸

一、立志医学报国未成

我读初中二年级时，遇到了一件激起我立志报国的大事。1958年我患五年肾病的哥哥发展到尿毒症。整个人肿得像是用足够气体吹鼓成的一个鼓棒体。通身皮肤都是紧绷发亮，脚、手肿得不能伸缩，眼睛肿得看不见人；肿得躺下自己不能坐起，肿得睡觉自己不能翻身，肿得上不能进一口水，下不能拉一滴尿。据哥哥后来讲：当时别说喝一口水，就连含一口水人也会感到全身皮肤就像要炸裂一样。

当年我母亲在汉当保姆，东家出面借五百元钱将哥哥送到武汉同济医院，同济医院讲此人最多只能活半个月，建议不用治疗，还是留钱买棺材为好。送到武汉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同样说此人最多只能活半个月，不用治疗。

父亲将哥哥由武汉拖到黄州，找我读初中的学校借副担架将哥哥请人帮忙抬回家。当时我一边借担架一边哭，学校有位问我为何哭，我将哥哥病情告诉他。他叫我别哭，他告诉我一偏方包能治好哥哥的病。我将此方匆忙告诉父亲。

过了十多天父亲因送担架又来我处。我问父亲哥哥病情怎样？父亲高兴地告诉我：将哥哥抬回家的当天，妹妹连夜按我讲的秘方给哥哥治病。哥哥服秘方三天竟拉了半粪桶尿。由于全身消肿很快，生活能完全自理。半年后哥哥病愈。后因吃腐烂食物又发过一次。这次哥哥自己制药给自己治病。病愈后再婚，先后生下五个身体很健康的儿子，从未再发肾病。哥哥病愈后，他又利用此方给人治肾病，治愈了很多肾病患者。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想原来民间有很多药方能治好大医院治不好的病。想到一些头痛、腰痛、胃痛、结肠绞痛等痛病，医院一时难治好，我父亲也能手到病除。我若能将民间这些绝活都学到手，并进行研究，就能攻克一个又一个医学难关，岂不能填补国家医学上一些空白？从此我立志要读书学医报效祖国。

我读高二时有次语文老师出了一道“我的理想”作文题，我大谈我的医学理想，从多方面论证我有充分条件将促使我成为一位医学研究名家。并立下豪言壮语：山不辞土，故能成高，海不辞水，故能成大，只要我努力，我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老师还将此文作为范文，向全班同学宣读。后高考前分科备考时，老师极力反对我报医农科。那时流传：红（家庭成分好）学文，专（学习成绩好）学理，不专不红学医农。就因当时学校大环境有重理工科不重视医农等原因，我没能如愿。1962年我考取了武汉大学数学系，我是整个上巴河区有史以来第一个能考上大学的女生，很快我就后悔自己选错了升学专业。我忘不了我家肾炎秘方能治好大医院治不好的肾病，我忘不了父亲对一些重大痛病能手到病除的高超医术，我痛恨自己放弃了通往医学光辉的人生理想追求，我只能带着人生遗憾努力学我并没有立志想学的高深数学，尔后我只能用数学知识报效祖国。

二、医学报国机会来了

1970年我刚到黄州中学上班，第一次参加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听到邵校长讲武汉大学搞出了猪毛拉丝，搞出了世界第一。我们学校也要群策群力搞世界第一，搞一个中国没有，世界没有，又能生产的尖端科学。国家闹了多年停工、停产、停课、文化大革命。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一所普通中学的教职员工,一下怎能开会就可讨论出世界第一尖端科学项目？一连多天学校教职员工分组讨论，实是闲扯。

我虽上班几天，但这种讨论却撩起了我久压心头未实现的宏大抱负。我患肾病五年的哥哥后发展成尿毒症，1958年曾被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都判为最多只能活半个月的死刑，后被一民间偏方治愈。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曾立志学医，愿以此基础为国家攻治肾炎、肾病难关，后因故未成一直后悔不已。这下可有用武之地。

我大胆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讲：我有一个世界没有，中国没有，又能生产的科研项目。以我哥哥为例说明中国没有，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患肾病去世，说明世界没有，我能生产。

学校工宣队吕指挥长和教导主任李婌玉支持我干。我首先到黄冈地区医院找到中医夏天佑医生，说服他带医生走访了我哥哥和我哥哥治愈的一些病人。夏医生通过调查认为该药疗效的确好。他同儿科专家宋光姗研讨决定，首先对儿科住院的三名治疗都无效的肾病患儿用药。这一用药有奇效，学校立即向地委报喜。地委书记石川非常高兴，直称赞：大科研！大科研！要好好保密。

当时我担任两个班数学课教学。我不仅要搞好自己的教学，还要全权全面抓制药治病。第一，药厂生产，当时是由三位没有教学任务的女老教师，每人每周轮流负责生产两天，那第七天，即是每个星期天休息时间，只有轮流到我，由我从早到晚上独自负责生产炮制药一整天；第二，平时我每天都要挤时间到黄州大街小巷寻找肾病人，走访肾病人，并负责送药上门，免费给人治病；第三，负责制药治病的所有面上跑跑跳跳的事情，如生产药所需原材料问题，治病研究、工作安排等问题，都必须全都要我负责考虑。

繁重教学工作和制药治病的艰苦，都将我年轻的身体累成肝功能大破坏，全身乏力。我连回宿舍上楼梯，都要用我的双手帮助我的双腿脚，一步一步地艰难爬走。为了能搞好制药治病，我劳累奔波，没叫一声苦，没怨一次言。我没有时间去看病，只能白天工作，晚上自己用煤油灶炖丈夫给我买的白木耳吃。神奇的是我没看病服药，我的肝功能竟能逐步恢复正常，身体也逐步恢复了健康。

有领导和同事可能也看到我工作实在太劳累，工宣队吕指挥长主动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宣布：祁锦英老师因要负责制药治病工作，只能负责一个班教学任务。这招致一位兼任校办工厂业务的老师要同我比工作量，生气说领导只照顾我，没有照顾他，他也要求要减少一个班教学任务。领导无法，只能对我的所有工作量依旧不变。

治肾炎、肾病疗效都很好，我坚信这是大科研。可也有杂音。有人讽刺我：“黄冈出名人，过去出了个李四光，现在又出了个祁锦英”。也有说：“真是今古奇观，××也能治大病”！

为了能找科学论据，我到母校武汉大学请求帮助，得到主管学校科研工作的全国著名数学教授李国平老师对学生的大力支持。李老师立即写公文责成武大生物系全力帮忙开发。武大生物系也很重视，为此专开两个实验室，特派两位学问资深老师帮忙研究。黄州中学也特派我和教生物课的吴老师两人参加。通过四十多天的药物所含成分实验分析，初步分析出有十六种药物成分，并考虑要拿两万元资金作动物试验（当时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42．5元），研究药物有效成分。这时有人提出，两万元资金是个大数目，花得值不值应到黄冈调查研究再定。由于当时我只有病例二十多个，实在太少，武大提出，等病例充足后定再帮忙科研。

我将治病疗效和武大对药物科学分析情况向地委、科委汇报，得到地委、科委大力支持。地委书记石川下令拨款大力支持我创办制药厂。我根据1970年6月1日开始治病时间命该药名为“7061”，该药厂为“五七”制药厂（成立肾病研究所后我将药名改为肾愈清，以后不再声明此事）。

地委要求黄州所有医院只要有肾病人都要用黄州中学药厂的肾炎药治病。黄冈地区科委将我的制药治病立为黄冈地区重大科研项目，且科委立文件规定每年都必须向黄州中学拨一笔科研费。并让我的治肾病药参加湖北省科学技术成果展览。黄冈地委又将我作为黄冈地区优秀科学工作者参加湖北省首届科学技术交流大会并大会发言宣传。那时还属文革期间，没有什么科研项目，整个会场只有两个“大科研”：一个是我用“土方”治肾病二十例，一个是恩施治食道癌一例。我的演讲，轰动了整个会场，很多人都热烈争着同我捂手，以表示对我非常赞扬。地委还下令要求黄冈电力局要确保黄州中学药厂正常生产，即便全城停电，黄州中学药厂也不能停电。致使黄州中学一段时期享受用电特权。

由于肾愈清疗效好，后湖北省科委、湖北省卫生厅也大力支持。并要求收集300病例争取拿医药批号。1985年我国才第一次成立全国肾病研究学会。我搞制药治病比这还早15年。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由于有各级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由于当时人们诚信度高，治病时间不到一年就迅速传到全国二十八省、市。各省、市肾病人都赞扬肾愈清疗效特好。肾愈清治病影响越来越大。

中山医学院、武汉同济医学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等全国有名的三十多家医院、科研单位都纷纷来人来函要同我们共同研究开发肾愈清。

三、为医学报国搏斗

正当制药治病形势一片大好时，上级撤离驻校工宣队，强调学校要以教学为主，要重点抓教学。邵仕淳校长对我讲：“教育局长说：祁锦英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是块教书的好料子，搞制药治病属不务正业。我们已分来了一位部队复员转业军医（实际是连队卫生员）接替你的制药治病工作。你以后就专心教学。”换人抓制药治病没有我抓得好。后学校又要送该“军医”去上工农兵大学，并想就此将制药治病工作彻底停掉。

我听说学校要停止制药治病非常生气。立即找李志钊书记讲：我不花学校一分钱，只要能给我两个月时间进行病例调查。药若确实无效你关门；若有效就应继续为民制药治病。李书记同意我的意见。

我制定服肾愈清药效病例调查表，要求病人不仅要填患病症状、服药疗效、对药效看法等调查要求，还要附上个人照片、个人签名盖章、所在单位签名盖章、所在医院签名盖章，以利确保填表的真实性。

那时人们真好，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我收到了四面八方几百例服药病人调查表。病人普遍盛赞药效好。记得武汉有位肾功能不全者深情写道：以蓝天作纸，伐万木之林作笔，以东海之水作墨，也写不尽我对该药救命之恩情。许多患者写出药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救出来，写出他们病愈后能继续工作、健康生活之情。

我将这些病例送到武汉医学院科教处请有关领导看。那里的领导立即召集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两院内科、儿科主治肾病医生同我座谈一整下午时间，医生们阅看调查病例，个个赞不绝口。他们认为依病人讲的病情就是好一个也不简单，何况根治这么多人，该药有奇效。纷纷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开发研究肾愈清。

我将这些病例送给黄冈地区卫生局长刘国政看，刘局长邀请我参加在广济举办的全地区中、西医交流大会，并让我大会发言，他还批评黄州几家医院不帮我研究。当时就有十家县级医院都表态，都愿全力支持我研究开发肾愈清。

我将调查到的情况和武汉同济、协和等医院愿同我们合作研究开发的情况向学校领导汇报。找李志钊书记，书记不愿听，叫我去找邵校长；找邵仕淳校长，邵校长不愿听，叫我去找李书记。推来推去，制药治病是搞还是不搞无人管。

我想原来同意我调查是将我的军，是想我调查不出结果就好闭我要继续搞制药治病的嘴。现在我调查有效，有这多医院都愿帮忙研究开发，你们不听，看来你们是铁了心定要关门停业。我要将调查到的有关情况找个机会讲给全校老师们听听，我要顶顶你们。

一天学校要开批判刘丰（武汉空军司令员，文革支持造反派）大会，有人叫我发言。我想机会来了，我要借机将我调查到的治病疗效和外面十几家医院愿协作搞科研的事情讲给全校教职员工听听，好让大家知道你们对不对。

我发言的题目是“从小小药厂看黄州中学领导作风”。我说小小黄州中学走过来只有百把步，走过去也只有百把步，凡事领导只听汇报，不深入调查研究……我将我搞药之事讲个淋漓尽致。我在上面四言八句讲，下面教职员工听后发出阵阵笑声。那天是批判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头目大会，我却讲了近二十分钟搞药之事，不知那天领导为何没强行终止我的发言。

会后有老师称赞我说得好，说得到会领导个个都气得脸发紫。我不知是真是假，第二天我就问李志钊书记：你对我的发言有何意见？他讲有三条意见：第一，昨天是批判“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刘丰大会，你却把矛头对准我，大方向错了；第二，黄州中学教育革命有成绩，你打击一大片，你否定了学校教育革命。我说你的学校教育革命突出成绩，不就是办了一个药厂。他不答。他说第三条你爱药厂暑假期间你放牛。

那年代学校放暑假，老师们必须都要参加劳动锻炼。若要放牛就必须牵牛到校园外去。我想若让陌生人见我戴副眼镜，一个十足知识分子模样青年女性放牛，就一定会有人误认为我是劳改分子。这是让我难堪，我不接受这种惩罚。我利用军属身份请假去北京探亲，领导不同意。我讲：国家规定军人家属每年有一个月探亲假，你可到民政局查问。办公室主任与民政局通电话讲：啊！只有半个月假？他放下电话对我讲：只有半个月假，你放半个月牛后再走。我听后急速跑到民政局询问：刚才是谁对黄州中学领导讲：军人家属每年只有半个月探亲假？一位起身讲：是我，我讲是一个月，没讲半个月。我讲：请你打电话给黄州中学领导再说一遍。他讲后，我又立即跑回学校办公室，看到老李书记和办公室主任正静静坐在那里，似乎是正在等着我要到来。我讲：民政局明明讲军人家属有一个月探亲假，你们为何要撒谎？我再也不请假了，我明天就走！说完将办公室门猛一带走了。探亲一个月返校，有老师告诉我：你不请假，擅自离校，领导要批判你！我问：谁说的？这位老师告诉我：是匡校长说的。我立即找匡校长询问：你要批判我啊？匡校长讲：我没有说。此后平安无事。

那时还属文革动乱时期，我把批判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要头目大会发言改为大会炮轰学校领导，后又不接受领导对我的劳动安排，不经批准擅自离校探亲，应属胆大包天不可饶恕之罪。可领导知道我是为了心爱的制药治病事业，没追究我应是对我很好。回想起来，李志钊书记不愧为南下老干部，有老干部风范，我感激领导对我能理解，礼让。后我也明白：领导那些作法，对我并无恶意，都是为了要我能放弃制药治病，都是为了要我能专心教学，都是为了要搞好学校教学而已。

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改变作法：不再撤销制药治病工作；而是将药厂从校内搬离到离校十多里外的地方，让制药治病工作可继续进行。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是我为要坚持制药治病工作，而进行大胆无畏斗争的胜利。有这胜利，总比那要将制药治病工作完全关闭停办好；有这胜利，我就还可以利用教学业余时间，继续关心关注制药治病工作；有这胜利，就保留了今天我能继续搞制药治病工作的良好基础（若无此胜利，肾愈清治肾病就会断掉疗效说话，口碑相传，就会早失传）。

领导为了能彻底斩断我有大搞制药治病工作的条件，办公室主任假装关心地对我讲，全地区要在黄州开一个大会，与会人员都要到黄州中学参观。要我将调查到的几百病例都拿出来展览，好宣传肾愈清疗效。

我年轻时人特单纯，当年只要能宣传药疗效，只要能为人治病，我都乐观其成。我傻呼呼地将订在一起的一大本非常有价值的调查病例（每例只填一张调查表）全交给了领导。事后并无办展览之事。我找领导要病例，办公室主任説已被人偷去了。我不撒慌，也不怀疑别人撒谎，更没想到当领导也撒谎。

现在回想起来，领导耍手段要走了我非常有价值的一批病例，当年我怎么就只是怄怄气就算了呢? 我完全应该理直气壮闹一场，应充分利用曾支持我制药治病的上级领导帮我要回调查病例，哪些病例对今天研究很有价值，我错失良机。

为了表达自己不满学校不抓制药治病工作，我特向科委反映：科委每年拨给学校的科研费，学校全都用在教学开支上，从未用来搞科研，他们连制药治病也不想搞。科委也就因此注销了肾愈清科研项目，肾愈清也就彻底失掉立项科研良机。

四、医学报国的心酸

十多年后，黄冈地区医院宋光珊医生对我讲：治肾病，医院无好法，还是你的药（肾愈清）疗效最好。

我说，我退休再搞。

她说，不要等退休，现在就搞。

我感有理。

1992年，我又奋起搞制药治病。

1993年黄冈科委批准我组建湖北省黄冈市飞凯肾脏病研究所。

遇上国家出台新医药法规：

大肆宣传民间自制丸、炮制片属假药，没有医生执照属“非法行医”。违者有必判罚款、有必判坐牢。一大批无证民医，或被判刑，或被罚款，都被统统关闭。重重医规枷锁打压；社会诚信危机不断恶化……

肾愈清虽未被判未被罚，能幸运活下来，可生存极为艰难。

（1）、患者难找我们

“非法行医”无门诊，不能广告宣传，患者很难找我们。

如：

湖北当阳宋性来黄州，见人就问，你是否知道黄冈能根治肾炎病的老师在哪里？为此他在黄州旅社一连住了三天。情急智生，突然他脑开窍：去黄冈市卫生局问问，这才找到我们买了药。还坚持要我们写个卖药证明，以此回家对其妻好交差。当地患肾病多人，都服肾愈清治愈。出门其妻再三叮嘱：“若买不到黄冈能根治肾病的真正好药，你就别回家！”

如：

武汉有位刘性姑娘见到我们高兴说，“我每年来黄州，都想找你们。五年来五次，五次都未找到。今天无意找到了”！她说自己患肾病十多年，其母就在家念了我们十多年。

母亲说自己患肾病久治不愈，1970年单服肾愈清治愈至今40多年，从未再发肾病。要是能找到她治肾病的那种药，我的肾病就能好。

（2）、诚信危机

信公难信私；

对我们只有怀疑怀疑再怀疑。

未买不相信；

买了也怀疑；

有风吹草动，不分析，就要怀疑。

请看下面小故事：

（a）：有次从青岛远来父子二人，父亲说儿子患肾病综合征两年，多处治疗不见效。听人说我们治肾病综合征效果特好，特从青岛赶来。依我看其病历，比起到我处治疗的其他肾病综合征患者，这孩子病应属好治。可那父亲提出：“你们的药效果那样好（我们没说，是他听说的），国家为何不开发”？可能感觉到我的回答并不能令他满意，便起身说，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再来。可没再来。真可惜，病人连肾愈清赏都没赏一口，就走了。父子千里迢迢，白跑一趟。

（b）：黄石一位父亲替患尿毒症的儿子买肾愈清，儿子说网上查不到药名的药是假药（肾愈清那时无网站），坚决不服。

（c）：有的虽能电话联系到我们，仍不敢相信是能找到他们听说的那治肾病神药，怕我们是冒名顶替。

（d）：死也不相信

湖北宜昌有位自己的舅舅，多年前患肾病综合征服肾愈清治愈，现在自己母亲同样患肾病综合征，想服肾愈清治疗。他高高兴兴替母亲买了一个疗程肾愈清回家。其父母不仅不感谢儿子孝心，反而痛骂儿子不孝，怎么能买私人药给母亲大人治病？坚决不服。

（3）、多为病危患者

来的都以尿毒症居多；肾功能正常肾病少有；更无患急性肾病直接找。

（4）、医生都反对

上世纪七十年代，医生只要知道肾愈清治肾病疗效好，几乎都愿推荐肾病患者服肾愈清治疗；现在都宣传不要服民间“偏方”，几乎都要阻止患者服肾愈清。

（5）、领导不支持

医药法规让載“非法行医”乌纱帽。

治好一万人，无人表扬；出一事故就有祸。

（6）受人欺

在医院治疗，不管有多糟糕，也不埋怨，可到我处治疗，不分析自己本身体况如何，有点反复，就要怪罪我们。

如：2008年3月26日，湖北省麻城一位尿毒症老人，到我处谈他在广州医院、上海医院都治不好，想服肾愈清试试。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只同意卖半个疗程药。一月后他上海工作的儿子来电话说：“我父亲服你们的药，病情无好转，你们耽误了我父亲治病时间。我要告我们非法行医。”我们讲：你父亲住院血肌酐一天长几百，你怎么不扯皮，服我处药病情无好转也未发展，尿毒症病服药能稳住病情应算有疗效。他扬言：“五一节回家定到你家算总帐”！年轻人大有想要扯皮拉筋勒索之势。

结果一直没有来，可能是年轻人回家，其父母坚决反对其行为所致。

如：四川成都有位鲁性“二赖”，患肾病多年，久治不愈。他听朋友说我们治肾病疗效好，就自作主买了药。他老婆知后大发雷霆，说现在骗子多，绝对不能服没有批号的私货，坚决要退药退钱。我们卖药前已声明：药售后不退不换。人命关天，卖出去的药，再退回来，怎敢再另给人吃？他们认为是“非法行医”，就没有资格不退钱。我们不退钱，他们就告到黄冈市药监局，黄冈市药监局没办法要我们退钱；于是他们又告到湖北省药监局，告我们是骗子，告我们在全国有个诈骗集团………

如：如2011年5月湖北一位冯姓患者来我处自我介绍，说他是黄冈市卫生局中医科熊科长的同学。自己患肾病十多年，到处治疗都治不好，听熊科长说我们的药效果好，就到这里来了。我们看完他带来的病历，说可以治疗，我们不是医生，治病不能打包票，不能包好。对方接受我们的说法。

此人每月上门买药，服药一年半后，未送检查单（有可能治愈），竟然上门说：“你们不是医生，怎能治病？你们是非法行医。我治病的钱都是向人借的，我现在没有钱还人，你们应退钱给我还债”。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们反驳他，你一到我处就知我们不是医生，你为何要买药？中途我们曾多次不愿再卖药给你，你为何还要买？你服药若没有疗效，为何要坚持服药一年半后？

他说：“你们若不退钱，我就告你们非法行医”！我们说，那你就告吧。

他告到黄冈市卫生局、药监局、公安局都无果后，突然闯进我家，一进屋就耍赖，说“你们今天不退钱给我，我就住在你家吃喝不走！”我们只好打110……

五、感谢武汉同济医院著名肾病专家肖会文教授力挺

肾愈清治肾病，在极其困难时期，武汉同济医院著名肾病专家肖会文教授于1993年至2002年曾勇敢 在同济医院老协专家门诊以肾愈清治肾病九年，力挺我们九年。  

武汉同济医院肾病专家肖会文教授曾在黄冈地区医院主治肾病治疗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用肾愈清治肾病，对肾愈清治病疗效非常肯定。后调到武汉同济医院，曾是那里主治肾病的首席专家。

1993年我到武汉同济医院找到肖教授，旧事重提，请她帮忙开发肾愈清。肖教授一听完我的来意，马上神情严肃地讲：“该药怎么还没有拿到医药批号？你要是早来我可以帮忙，现在我退休了，帮不了忙。”

随后我还是将一个病人三个疗程的药送到肖教授那里，请她在同济医院老协专家门诊用肾愈清治病再看其疗效。肖教授无奈将药放到老协专家门诊部。可她很怕违纪用没有批号的药，三个月没敢动用肾愈清，并叫我还是将药拿回，我坚持不肯。

一天武汉一部队医院请肖教授去会诊三个难治肾病人。对这三个病人的治疗肖教授也深感无办法。在情况十分紧急情况下，肖教授想只有试用肾愈清。这一试治疗效果竟然出奇地好。接着就有病人要到同济医院老协专家门诊向肖教授要用肾愈清治病，这引起了老协专家门诊负责人、同济医院退休党委书记安蕴淑的注意，她严厉责备肖教授：你怎么能用没有批号的药治病？出了事你要负责任！肖教授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事我负责。”安书记很惊讶，心想肖会文一向胆小怕事（文革期间在黄冈曾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何今天口气很大？她要仔细研究一番。安书记暗访肖教授用肾愈清治病的每一个人，得到的回答都是：疗效都很好。由此安书记也非常相信肾愈清的疗效。她由开始怀疑变为积极支持肖教授用肾愈清治病了。

不料麻烦又来了。同济医院住院部有一个肾病人到老协专家门诊服用了肾愈清，后其同病房的所有人也都要服用肾愈清；有一个服用肾愈清后不愿住院，那同病房的所有人也都要出院治疗。这又引起了住院部的强烈不满。住院部强烈要求医院负责人禁止老协专家门诊用肾愈清治病。这时安蕴淑书记就出面极力顶住压力，声称：“有些肾病医院治不了，肾愈清能治为何不能呢？”争来争去，医院只能作出决定老协专家门诊可用肾愈清治病，但不能作宣传，不能影响住院部。

由于肾愈清无医药批号，同济严格限制只准肖教授一个人能用肾愈清治病。当时肖教授年近八十，每周只能坐诊两个半天，我们也怕担当肾愈清非法外医，在同济医院老协专家门诊用肾愈清治病九年时，我们虽有对肖教授不舍，但还是毅然主动停止了给老协送药。据病人讲就在我们停止给老协送药后，肖教授还给在北京工作的全国肾病专家王海燕教授写过信，推举她帮忙开发肾愈清。因王教授有病已去美国治疗而无果。

2007年我去同济医院住院部肾病科找到其负责人徐×教授。我说明来意后直言：同济医院肾病科名气大，多年来我与其有三次联系。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请当时的同济医学院科教处负责人翻阅我调查到的肾愈清数百典型病例，其负责人即刻召集武汉同济、协和两院内科、儿科部分医生同我坐谈一下午，医生们都盛赞肾愈清疗效好，说这些病例就是好一个也不简单。后由于黄州中学领导为了要我集中精力教学，以学校要办展览为名，将我调查到的几百非常有价值的病例全部要去不归还，致使此次没合作成。

第二次是同济医院老协专家门诊肾病专家肖会文教授从1993年至2001年一直用肾愈清治病，且有同济医院安蕴淑书记（当时已退休）和肖教授都建议同济医院研究开发肾愈清无果。我这是第三次求同济医院。徐×讲：请肖会文教授写份有关报告我们研究。我讲肖教授我联系不上，她可能去英国女儿那里了。徐讲：肖教授没有去英国，她就住在同心花园。我问：在哪一栋？徐×讲：我不知，你自己去找。我费力地找到有栋楼第10层肖教授的家，看到年近九十的肖教授身体还好，非常高兴。我说明来意后，肖教授很严肃地讲：过去我建议同济开发肾愈清，他们不肯；现在我不会再建议，也不会写什么报告了。若有人问我，我就说：开发肾愈清非常有价值，前途非常大。肖还告诉我：同济肾病科由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任，徐只是其中之一……

我要肖教授的联系电话她不给，想送点小礼品，她同过去一样坚定不收，说什么：“若收了你的东西，我替你说话就底气不硬。”

第二天我又到同济医院，仍然没有找到肖教授说的肾病科另外两位负责人，只能将肖教授的意思转告徐x。徐讲：我会找肖教授谈谈。我希望同济若能研究，请徐电话告之我。徐有我的联系电话，我没有他的联系电话。事情后再无音。

肖教授认为该药疗效的确好，如膜性肾病，中、西药治疗很难见效，可经她推荐服肾愈清的膜性肾病患者都反应疗效好。她认为对于疑难肾病治疗尚无特效药的今天，肾愈清确实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治疗药物。同济老协专家门诊负责人安蕰淑【同济原党委书记】也讲；肾愈清确实是治病的好药，疗效确实好，我主张用此药治病。

肖教授一生非常热爱病人，非常关心病人，对工作一丝不苟，是个典型的有知识分子正统风骨的肾病专家。她一贯肯定肾愈清的治病疗效，始终支持开发肾愈清，只可惜我们没早同她联系，致使她支持开发肾愈清的愿望因其年迈无力而没结果。她一生工作非常谨慎，可在最困难时期居然能理直气壮地对安蕴淑书记讲：“出了事我负责”，大胆使用肾愈清，大胆对阻碍肾愈清使用说不，令人敬佩。她的奉公高尚人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要永远谢谢肖教授对我们工作的指导和支持，要永远坚持为实现肖教授的愿望—为能开发肾愈清而搞好制药治病工作。

（安书记曾非常气愤地对我讲：他们（指同济医院）要钱，你没钱，他们不搞。你可找个小医院合作，可申请一个健字号批号）。

六、感叹！感恩！

（1）、没有1970年国家提倡知识分子大搞科研，没有当年各级有关领导、广大有关医生的大力支持，没有当年社会诚信度高，只要听说有效，一般都相信，没有当年治愈的人多地广，留下的活广告多，肾愈清就不可能从1970年“非法行医”坚持到至今五十三年（家传至今六十五年）。

（2）、感恩武汉同济医院著名肾病专家肖会文教授，在我治肾病最困难时期，给于九年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有些肾病专家也知肾愈清治肾病疗效好，他们一怕违纪用无批号药，二怕影响医院治病经济效益。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肖会文教授是唯一敢冒风险，支持肾愈清“非法行医”的著名肾病专家。

感恩肖会文教授秉公办事，人格高尚。在我们治病最困难时期，能鼎力相助。

感恩安蕰淑书记鼎力支持肖会文教授，鼎力支持我们。

（3）、没有我提着脑袋坚持，也不可能坚持制药治病六十五年。

（4）、感谢病友支持，感谢善良友人支持。没有口碑相传，没有热心宣传，热心帮助，肾愈清就一事无成。

七、医学报国怎么就这么难

中药秘方可申请专利，但要保护专利难。据说我们即使能申请到医药专利，按国家医药法，该药同样不能进医院治病；由于我们不是医生，自己治病也同样不合法。要申请医药批号或中药注册，我们没有人力、物力，个人申请也不受理。有人要将肾愈清带到国外去拿医药批号，这个我们决不同意，因其根在中国。

为使肾愈清能为更多病人治病服务，我不知跑了多少地方，不知求过多少人，都无果。

如：1992年我曾到湖北省新医药开发处咨询拿医药批号之事。一位张女士对我讲：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并介绍有位医疗单位者想开发一种治肝炎的新药，其单位资助100万元，个人丰厚家产全部投入，搞了十年，哭了三次还未拿到医药批号。她这是暗指我则更难。她指出我若要开发一种新药，家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中至少要有一位既懂医又懂药的身强力壮专业人士马不停蹄地奔走；二是家中必须要有足够资金投入。前面巨资投进去了，后面巨资还必须马上跟上，否则前面投放巨资就白费。一席话使我望而生畏。

我也曾多次找多家医院、多个医生谈合作开发肾愈清问题都被置之门外。

如：我曾几经周折找到湖北省肾病学会主要负责人武汉协和医院肾病专家邓教授的家里，特向他说明肾愈清治病疗效，请求帮助开发，说若再不开发，会失传。他对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这一代人不搞开发，是好药方，就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去开发！

如：我曾先后三次找过武汉同济医院联系开发，都无果。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同济医学院科教处负责人牵头，召集武汉同济、协和两院内科、儿科部分医生同我坐谈，决定共同研究开发，由于有当时我所在的学校的阻扰而无果。第二次是同济医院老协专家门诊肾病专家肖会文教授从1993年至2002年一直用肾愈清治病，且有同济医院安蕴淑书记（当时已退休）和肖教授都建议同济医院研究开发肾愈清，被医院拒绝而无果。第三次是2007年我找同济医院肾病科肾病专家徐钢教授联系……这都在后面“专家赞赏”一文中有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

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曾帮助我对肾愈清进行过药理化验分析，2008年我又想以武汉大学校友名义，找武汉大学附属医院—湖北省人民第一医院肾病科联系研究开发问题。接待者说医院肾病科负责人开会有事，要求我等他。我从上午九点钟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好容易能见到该负责人。当我高兴上前打招呼，说明来意时，对方只冷冷回答一句话：“我们医院只用有批号的药，再有效的药方，我们都一概不搞”。我看到医院肾病科住院部，连走廊都居满了肾病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真可怜。我的肾愈清能治肾病，却不能进医院为他们治病服务，真有说不出地难过。

如：我曾找过黄冈中医院韦卓院长，他倒热心答应帮我共同开发。可过一时再找他联系，他说卫生局领导不同意，搞不成。韦卓院长调离黄冈中医院后，我又找过该院有关负责人，他们对此毫无兴趣。我也曾找过黄冈县人民医院负责人，联系共同开发问题，医院领导同样高兴表示同意。可过后再联系，同样是卫生局不批准。

如：我到黄冈卫生局联系，其负责人告诫我：“一些县级医院都不敢治的病人都跑到你那里去治病，你治好一万人，无人表扬你；你出了一起事故就不得了。你别找我，我负不了你的责任。你找我，我就不同意你搞；你不找我，我也管不了你”。

如：2014年6月我到黄冈市科委联系，要求帮助开发。科委王刚科长倒是热情接待，可他同黄冈市人民医院肾病科联系后，也灰心地对我讲：“医院不可能同你们共同开发。据肾病科医生讲，这药方若要治病，唯一办法，就是你们自己后代把人学医治病。秘方治病要能世代传承，也只能靠你们自家完成”。

我有几个学生，都兴趣勃勃，下决心要支持我开发肾愈清，可都是因有很难，都是开头热，无后音。我也曾联系过几个大药厂，可因都是搞医药批号难，找药源材料难，有的根本不愿理我，有的看了我治病材料，虽当时大加赞扬，可过后也无后音。

由于国家医药法 不重视民间中医中药，也就更谈不上保护中药材产地产值，人们只顾眼前利益，过度开发，以致现在我们要找肾愈清的药材来源，比找国宝大熊猫还要难。

我也曾向国务院总理、国家卫生部长、国家医药管理局领导写信求助，也都无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搞制药治病，有领导支持，那时人们诚信度高，只搞一年时间，就迅速传到全国二十八个省。现在治病，没有支持，诚信危机严重，紧靠疗效说话，口碑相传，要治病救人，要生存很难。

如：河北辛集市来鹿大街王女士电话对我讲：有次她在医院看到一个人高马大，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经医院确诊，刚患肾病综合征，医院要求其住院治疗。她很想等小伙子离开医生时，就想劝他不要住院，就服肾愈清治病。使她伤心的是，当她即将要上前劝说病人不要住院，就在家服肾愈清治病时，病人及其家人就像突然见到瘟神魔鬼似的，都赶快急忙离开她。

如：1993年有位尿毒症患者，血肌酐 1316μmol/L， 尿素氮30mmol/L。在黄石市第一人民医院用降压、速尿和每周两次血液透析疗法治疗，透析效果不佳。病人血透九次后加服肾愈清，不久就停止透析疗法治疗，病情逐日好转。单服肾愈清四疗程后，经黄石市第一人民医院鉴定，确诊患者身体全部恢复正常。为感激，他说我要宣传很多尿毒症患者服肾愈清，结果一个也没有宣传来。他向患者热情介绍：我患尿毒症，我服肾愈清治愈……人家听他讲，都认为他是在天方夜谭，若不是神经病，就是医托儿。都对他瞪眼怒视，就像碰到什么瘟神样，都赶快急忙离开。

如：武汉同济医院老协专家门诊部黄护士长也被人大骂过。黄护士长介绍自己的一位朋友服肾愈清，该朋友大骂她是想捞钱想疯了，还想要当没批号药的医托儿！

如：有次一位姿态温文尔雅，衣着时髦老妇人来我处，自我介绍她是武汉同济医院肾病专家肖会文教授的亲堂妹肖会琴，我看她长相同肖教授也很像。她说她患肾病多年，久治不愈。姐姐肖会文总是要她服我们的药。她考虑到医院治病，是公费医疗，服我们的药，要自己掏钱，她不愿意。经姐姐再三劝说，就来服服看看。可见治病医药费用实际也困扰很多人。

从前很多患者到我处服药，我们开收据证明，很多单位考虑到，病人服肾愈清，花钱比医院少，疗效比医院好，单位同意报销。现在搞合作医疗，私人诊所治疗费用，国家医改规定一律不准报。很多患者知道肾愈清疗效比医院好，因有药费报销困扰，而放弃。肾愈清治病真是难上又加难。

肾愈清是治肾病中药国宝。要搞药批号，无人投资难；找人合作治病研究，求人支持难；想申报科研项目，对个人不受理；疗效说话，口碑相传，社会有诚信危机难；医政改革，私人诊所费用一律不准报，患者经济问题难；搞开发，有的中药材料来源得不到保护，肾愈清药材来源难。要使肾愈清能多为肾病患者解除疾苦，怎么就这么难！东难！西难！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难！

难的根源是国家医药管理法使人害怕违法，害怕执法违法和有人喊叫“非法行医”。 肾愈清只能在国家医药管理法对民间中医、中药的重重枷锁制度下和现代社会诚信危机中挣扎生存。

有些肾病专家也知肾愈清疗效好，除武汉同济医院肾病专家肖令文教授一人冒风险曾用该药治病外，其余统统不用，他们一怕违纪用无批号药，二怕影响医院治病经济效益。多数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除上世纪七十年代有领导支持推广应用肾愈清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因国家有药品管理法出台，一些有关领导大概都只能对肾愈清治病视而不见。不理不管就是支持，若要找他们支持，由于有国家医药管理法紧箍咒那就要叫你停止不搞，他们害怕若出事难脱其责任。若真要有点风吹草动，有的可能还要如临大敌，不分青红皂白，叫你停止，或处罚你，才能体现领导能力。

本人认为国家领导公务人员，若能从实际出发，勤于调查研究，以人民利益为重，敢问国家医药管理法是否完善，可能也敢公开挺我们，积极支持这项有意义的重要中医科研，使其有成果，而不是在有成果后再领导，那才是最好的做法！

国家医药法规使“能治好大医院治不好病的民间中医药方治病”违法，使有的“治疗效果远远不如民间中医药方效果的西医治病”合法，其结果不仅葬送祖国医学宝藏，也使老百姓有病难治深受其害。

肾愈清治肾病，是中华中药国宝，如果不是我们执意坚持，不是我们冒风险往前走，肾愈清也会同其他许多原生态中医、中药一样失传。

中华文明五千年，民间原生态中医藏有很多宝贵治病经验，甚至藏有世界医学尖端科学。国家医药管理法，不能只注重到要打击“借行医为名，骗财骗物，坑害老百姓”的人，而不注重扶持鼓励“传承中医中药国宝”的人。不注重挖掘民间原生态中医国粹，就会扼杀中华医学创造发明。

对于坑害老百姓的行医骗子，国家医药管理法，确应有明确打击惩罚。可也不能为了防止行医骗人，就一概而论，就统统“非法行医”对待，就统统个人不受理。

国家制定医药管理法，应首先能充分鼓励民间有特长医术原生态中医可合法行医；再在此基础上，抓奖惩分明。对“治病疗效好，口碑好”的民间中医鼓励、奖励；对违法乱纪的，要批评教育，对情节严重的，可惩罚。只有能体现奖惩分明，才能既打击非法行医，又能鼓励民间医学传承创造。很多医学重大科研，往往还都来自民间独特创造，来自民间独创启蒙。只有国家医药管理法制定得合情合理，才能更好地挖掘中华灿烂中医中药文化传承，才能更好地使中医中药发扬光大。

八、医学报国仍失望

2017年国家出台重视发展民间中医政策，允许有五年中医特长医术治病的，可不再通过繁杂医学知识考试，获取行医资格，可直接通过两名主职医生推荐，地方卫健委考核通过，再参加省级中医专家考核……

我和女儿龙凯，应都有治肾病中医特长医术。我们的申报考核资料都真实充分，黄州区卫健委、黄冈市卫健委也都两级审查都通过我们有资格参加湖北省中医特长医术考核。可两次考核都莫名奇妙未通过。回顾我两次有资格参加省级中医专家面试考核，第一次约十分钟，第二次大约半小时。每次自述特长都够格；每次提与考特长无关问两次。第一次回答正确，第二次也无大错，都仅不会识别与医术特长无关的四味中药（见：中医特长医术考核封杀“特长”奇葩·恶劣案例）。

明文定是“中医特长医术考核”，却不重考医术特长，提问牛头不对马嘴，是为何？靠疗效说话，口碑相传，坚持制药治肾病六十五年，制药治肾病达万计，治肾病疗效胜过大医院的医术特长，为何两次考核都不能通过？能通过的有几个能比我们还医术特长？

我们确有比医院治肾病疗效好的医术特长，却要被治肾病疗效远不如我们的人折腾、捉弄整整五年（从2018年第一次报考，至2023年第二次又未通过）。考核不仅不能脱掉“非法行医”乌纱帽，还要增一鼎“两次考核未通过”羞辱帽，非常气愤。

原中医药法规，要将民间中医赶尽杀绝。2017年国家制定新中医药法，虽有改进，后又成立各级中医管理局，可仍是穿新鞋走老路，仍要以“中医特长考核”、“中医执照”的西医管理模式坑害民医，限制、打压民医生存。“民医治好一万个患者，无人表杨；要出一起事故，就有祸”何时休？中医特长医术考核，轮为所谓大兴中医的忽悠、作秀、表演。新中医药法规，虽比老中医药法规有改进，可成立的中医药管理局，仍是穿新鞋走老路，仍不能真大兴中医，仍令人失望。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筛选50个中医治疗优势病种和100项适宜技术以及100个疗效独特的中药品种，推动建设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治肾病、治乙肝医院都无特效药，都是世界医学难题。中药方肾愈清可为治肾病、治乙肝特效药，为申请能加入国家重大中医药研究，我先后曾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长写过五次申请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每次都只通过信访回复，都要我找当地解决。当地连参加中医特长医术考核都不让过，能有谁会解决？我已八十三岁，要医学报国，怎能不失望？

肾愈清研制者：

湖北省黄冈市飞凯肾脏病研究所

（黄冈中学退休高级教师）祁锦英

湖北省黄冈市飞凯肾脏病研究所

地址:黄州区八一路28号启黄中学院内（黄冈中学老校区）

网址：www.shenyuqing.com.cn         

咨询电话：（ 0713）8358635